趣操盘配资从巴黎到马赛的33天，拉美文学巨匠最后的疯狂之旅

从巴黎到马赛，一条沥青路日夜轰鸣。这是一条高速公路。如众所知，每条连接大城市的高速公路，在周日的下午都会堵成一条凝滞的银河。就如同物理学里说的动能转化为势能，随着速度的减缓，开车人的火气就要上升。关于前面发生什么事故的消息，像散开的叶脉一样在车流之中蔓延。

在法国的一条高速路上蜗速前进，谁会去书写这种画面？是一个阿根廷人，后半生都住在法兰西，在这里结婚，在这里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，在这里和情人相会共度。《南方高速》，是胡里奥·科塔萨尔在1966年发表的一则短篇小说，这时他刚过50岁，已经写出了《跳房子》（1963年出版）这本巨作，许多流亡欧洲的阿根廷文化人及其他拉美国家的读书人，都把《跳房子》看作拉美版本的《尤利西斯》，把小说的主角奥利维拉看作《尤利西斯》的主人公布鲁姆式的人物。这个评价到现在看依然十分恰切。只是科塔萨尔不似詹姆斯·乔伊斯那样，性情那么孤傲和极端，一辈子跌宕起伏。他也不像其他几位顶尖的拉美作家，那么喜欢谈论和涉足政治，他的好朋友，秘鲁人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曾说，科塔萨尔是一个天生的情人。

泛美公路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开始，一直延伸至智利和阿根廷。它还通往南美洲的东部和西部，把南美洲17个国家的首都连接起来。视觉中国图

科塔萨尔直到快40岁了才出版短篇小说集。这有点晚，但是可以理解，因为典型科塔萨尔式的故事和叙述，可以简括为一个“从平常进入异常”的过程，故事的开场往往是寻常画面，那读者有什么理由被它吸引，有什么理由相信故事会进入一个引人入胜的轨道？就说《南方高速》，若非对“胡里奥·科塔萨尔”的名字抱有信任，一个读者恐怕不太愿读下去：一辆一辆的车，人物是琐碎的、无个性的，混杂着车的名字。高速公路是现代社会里最平庸的事物之一，用巴黎人类学家马克·奥热的术语，高速公路就是一个“非地点”，仅仅为连接两个地点而存在，只为让人以最快的速度安全通过，每个人都在车流之中成为匿名者。

如果没有得到足够多读者的喜爱，科塔萨尔恐怕难以继续写此类的故事。地铁、公交车、旅馆房间、超市，这都是都市社会里的“非地点”，它们会以尽可能的舒适和便捷，来使人感到自己仅仅是世间过客。

二战结束后，科塔萨尔还是一个学校老师，当他感到国内政治气氛不好，就辞去教职，去了法国，自此再未回国。他身高两米，有一双至死不变的大男孩的眼眸；他眷恋母亲（他的父亲早年弃家，一去不归），把母亲安置在普罗旺斯的房子里；他也需要其他女人。1953年他和奥罗拉·贝尔纳代兹结婚，奥罗拉是一位阿根廷翻译家，也和他一样，身材高挑，智识上的亲和力很强。她陪着科塔萨尔去认识巴黎的大街小巷，分摊了旅法生涯最初的经济困难，还带动了科塔萨尔翻译文学作品：科塔萨尔把他儿时看过的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《厄舍屋的倒塌》等译成西班牙语，而他自己所写的故事，也顺理成章地带上了鬼气森森的坡的味道。

奥罗拉和科塔萨尔一起在普罗旺斯买房，她见证了他的成名：《跳房子》和巴尔加斯·略萨的《城市与狗》都发表于1963年，那年还有卡洛斯·富恩特斯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《阿尔特米奥·克罗斯之死》问世，他们三个，和紧紧跟上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成为后来所说的拉美“文学爆炸”的四大天王。

他们的婚姻在1968年正式结束（虽然二人终生是好友），科塔萨尔那时跟一个酗酒、脾气暴躁的立陶宛女子做了几年的情人，那个女子是在伽利玛出版社负责编科塔萨尔作品的人。虽然朋友众多，可是科塔萨尔的真爱，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。

她就是卡罗尔·邓禄普。常住加拿大的蒙特利尔；她喜欢法国，用法语写作，也嫁给了一个在加拿大的法国作家，1968年有了一个儿子。卡罗尔和奥罗拉颇似，都是短发、尖脸，都是对文艺痴狂的人。蒙特利尔在20世纪60年代有诗歌，有露台咖啡馆，有各种抽烟斗的知识分子，能看到大量来自欧洲的小说和其他书籍。1970年，卡罗尔在那里读到了《南方高速》。她告诉朋友和丈夫，她读到了一本完美的书。

8年后，科塔萨尔在蒙特利尔参加文化活动，待了一周。回到法国，他写信给在那里认识的卡罗尔，希望她来。“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，”他写道，“我想和你一起写作……给你的梦一点动力，让它实现吧”。

卡罗尔抛下了丈夫和儿子，渡过大西洋。她生于1946年，比科塔萨尔小32岁，可是她已有一种怪症在身，1975年左右，年轻的她已经多次住院输血，她相信自己命不久长。她用写作逃避朝内心掩杀过来的阴影。在60多岁的时候，科塔萨尔看上去还只不过是40来岁的人，想象力丰富，对什么事都好奇，尤其是和一个有病在身的女子相爱这样的事。他管她叫“奥西塔”，意思是“小熊”，而卡罗尔对他的爱称是“罗博”，即“狼”。

卡罗尔一直被怀疑为白血病。但是，在1981年科塔萨尔因胃出血住了一次医院后，医生告诉卡罗尔，科塔萨尔恐怕患有白血病，还让她千万别告诉他。

患病的身体，就是一座被占的房子，当人们知道恶魔在逼近，他们一言不发，安静地让出危险地带，继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生活。当他俩的命运，以这种险恶方式紧紧交织起来后，科塔萨尔做出了一项决定：登上巴黎高速，把他当年在纸上书写过的场景亲身经历一遍。他们带着便携式打字机上车，一路上一起写一本书。

在巴黎和马赛之间，“狼”和“小熊”决心让旅行永不停止。他们的座驾是20世纪70年代的大众露营车“法夫纳”，这是一个来自《尼伯龙根指环》的名字，车身是鲜红的，外形像条毛虫，他们驶上的这条高速路，800公里，十个小时可以开完，可是他们一共用了33天，就像《南方高速》里写的那样，人们在堵车的日日夜夜里，有的去爱了，有的死了，在爱与死之中，人们一次次刷新对时间的概念。

出发后的第二天，科塔萨尔就把车停在几棵树下，徒步去探索公路离几米远的一条小路，卡罗尔则留在车中，写那天的日志。日志里都是小事：吃的什么，在地图上处于的位置，天气预报是怎样的，当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暴雨。还有，是他们在难以割舍的孤独中，如何紧紧相连如“大海中的海豚”。虽是共同创作，“小熊”写的都是自己的真心所感。她一五一十地写：每当“狼”离车行动，她总是担心他再也不会回来，可是每次“狼”都会回来，然后跟她说：“小熊，那边有趣，你也去看看。”

以蜗速前进在高速路上，沿途的65个休息站，他们探索了其中的每一个，在那里扎营。他们给自己设立了原则：让时间静止，延长每一个共处的幸福瞬间，但是不能离开公路，比如说，不能到了第戎就去城里转一天，到了波尔多就循着葡萄酒香去散步。还有一点：不能去杂货店买东西，物资不够时，靠预先约好的朋友开车来接济。公路冒险，就要有它应有的样子；共同写作，就要彼此读给对方听。他们带了一台照相机，可是，虽然写书配图都在计划中，但写作和拍摄本身必须随性而至——必须忘记科塔萨尔熟稔的故事技巧，必须像《跳房子》里所展现的那样，所有的事物都因主人公的流浪而存在、而呈现。

他们把这本共同的旅行记定名为《宇宙高速驾驶员》。在书的最后，科塔萨尔告诉读者，他们最终到了马赛——并无激动，因为他们不想如此。旅程结束，就意味着一段抽离于现实的时空隧道封闭了，他们按正常的节奏回到巴黎，没过多久，卡罗尔再次病倒。

必须用抵抗死亡的行动来充实生活。1982年10月21日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接到瑞典来的电话，告知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：他是“爆炸文学”四大天王中第一位获奖者（第二位是巴尔加斯·略萨，他要到2010年获奖），但此刻的科塔萨尔却迎来永失我爱的最后关头。“小熊”死于11月2日，年仅36岁。科塔萨尔独自完成了他们共同开始的这本书，他要按卡罗尔的遗愿，把版税捐给尼加拉瓜人民，那时的尼加拉瓜刚刚经历桑地诺的左翼革命。

巴尔加斯·略萨曾开玩笑说：科塔萨尔一直很年轻，但在从蒙特利尔回巴黎后（也就是初识卡罗尔之后），他开始留胡子，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革命了——也就是说，开始像一个真正的拉美作家了。1983年年初，高速公路旅行记出版，科塔萨尔写道：

“我很清楚，小熊，如果我在你之前离开，你也会这样做的，你的手和我的手一起写下了这些最后的文字，其中的痛苦不会，也永远不会比你教会我的生活更加强烈……”

科塔萨尔自己于1984年2月12日逝于巴黎，逝时握着前妻奥罗拉的手。尽管当年被认为是白血病，但现在的讲法是他大概率感染了艾滋病毒，他是在1981年输血时被感染的。艾滋病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流行，却一直没有被研究明白。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，它夺走了许许多多著名文化人的生命：科塔萨尔逝世4个多月后，巴黎又失去大名鼎鼎的米歇尔·福柯。

对科塔萨尔的喜爱，和对其他拉美作家的喜爱可能很不一样。从《百年孤独》里可以摘出许多离奇的桥段，但《跳房子》却不行；科塔萨尔的小说，不论长短，都很难概括其故事情节，他的幻想都基于“非地点”展开，而他在小说里传达的旅居他乡的感觉，正如驾车堵在高速公路上那样，是无法言明，只能体会的。在最后的公路旅行中，他找到了绝对幸福的前提条件，它原来就被自己1966年写成的故事所预言：不急于到达目的地，很慢很慢地前进，慢到可以把目的地一笔勾销，慢到可以把自己交给每一个时刻。